台湾人成为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战犯（下）

台湾人成为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战犯（上）

台湾人成为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战犯（中）

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处理『台湾战犯』的案例，真是无奇不有，纵有罪证确凿、劣行恶名昭彰的罪有应得者，却更多草率审理、完全违反证据法则的冤枉案例，因为中国国民党蒋政权被虚假的『战胜国』沖昏了头，竟任令特务和法院胡作非为，搞得曾经被迫出任日治下职务的台湾人惶惑不安。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三日判决的门根彪『战犯』案，就是众多这类案例之一。

二次大战后期，日本在花莲港设置一个俘虏收容所，专门收容从东南亚战场俘虏的英美将领。花莲人门根彪，一九四三年一月至三月间受台湾总督府徵召，担任收容所的少佐卫兵长，前后才不到三个月。

战后却遭当时被俘虏的英美将领告状，指称他曾纵容属下虐待殴打被俘虏的英美将领；特务机关立即将他逮捕侦讯，使用的手段既野蛮又残酷，根本不理会他的辩解，一面倒听信英、美方的指控。

英、美盟军是依照战后处理战犯的协议，将战争期间违反俘虏处理原则的案子分送盟国办理，其他盟国都已具有法治基础，在处理上也都能兼顾时空因素，只有中国国民党政权既无法治，又厚待日本人、欺负台湾人，丝毫不考虑战前台湾作为日本殖民地的无奈处境。

蒋政权国防部军法处最后以「英美将领皆属有地位、有资格之人，绝不至于诬告」为由，非常傲慢地拒绝他所提传讯台湾籍俘虏监视员作证的要求，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三日逕行判刑。

在门根彪案判刑之际，被逮捕的罗阿生等四人『战犯』案，也是属于同样的处理模式。

该案被捕的四人是：罗阿生（四十四岁，新竹县人，住苗栗宛里）、蔡福（四十三岁，台中县人，新生宾馆旅馆部主任）、郑友悌（四十二岁，新竹县人，住苗栗宛里）、锺阿坤（四十二岁，台中县人）。

中国国民党政权特务机关所根据的指控指出，中日战争初期，台湾总督府警务局下令检举所谓中华总会馆兴中会事件，旅居台中州所辖彰化、员林各地的中国人，遭逮捕的有数十人。

罗阿生等人被指控与日警在警务局高等课地下室，分组轮流对被捕中国人施加各种酷刑侦讯，他们遭到特务各种酷刑逼迫他们承认曾经帮同日人对中国人施以灌水、毒打等酷刑。

罗阿生等人在军事法庭全部翻供，要求进行对质时，也被军法官拒绝，依《战争罪犯审判条例》，以很快的速度判刑定谳。

门根彪案后不到一个星期，被基隆宪兵队逮捕的基隆市人骆廷川，被控曾担任中华会馆干部职员，「祕密担任台湾总督府基隆警察署的爪牙」，「强迫中国侨民组织新民公会，焚烧中华民国国旗，更向中国侨民勒索金钱，凡具爱国热诚，不愿与其参加组织者，都被报告日警检举」。

蒋政权特务也是只根据中国人的指控，将骆廷川刑求为『汉奸』，台湾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在没有证人的情形，逕行判刑结案。

几乎与骆廷川同时被捕的台南人吴瑞敏，日治时代担任台南州新化区警察课司法通译，被控曾有酷刑非军人情事，军法官虽然当庭承认骆廷川所处的时空背景有身不由己的苦衷，但是，在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仍然判他有期徒刑五年。

同样被指控为『汉奸』的陈鹏（原名陈长生），在同年七月二十日起诉。他是在日治下的台北师範学校毕业，担任国民学校老师，战前受台湾总督府任命，前往中国汕头的日人东瀛学校任教七、八年，后来辞卸教职，在汕头、上海等地经商，并更名为陈万里。

一九三八年日本佔领厦门时，参加日本的治安维持会，担任外事课长，日本佔领汕头时，先后担任过汕头市政府祕书、厚生科科长、实业局副局长等职。中日战争结束后，改名陈鹏，返回台湾担任农林处专门委员，兼基隆水产公司经理。

战后，蒋政权特务及军法处均认定他「连续在伪职服务与敌伪联络，其为凭藉敌伪势力，而为有利于敌伪，不利于本国或人民之行为显而易见」，因此，依惩治汉奸条例起诉判刑。

另一位也是出身教育界的林冬桂（新竹县人，五十三岁），被人检举在一九三八年八月担任日本海军通译时，曾经肆意破坏他人财产及贩卖毒品等情形，蒋政权特务不但立刻不分情红皂白地对他刑求逼供，而且依照惯例强迫他写下自白书，据以提起公诉，他在出庭全面翻供，结果，也是在未传讯证人对质的情况下，被依《战争罪犯审判条例》逕行判刑。

中国国民党政权对『台湾战犯』的处理，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七年十月底才结束，少数未了的案件从此移往中国上海军事法庭处理。